西路军副营长沦为奴隶。1949年青海解放后，他看到解放军帽子上的红星，对站岗的战士说：“我叫廖永和，是西路军的副营长，我要归队。”
1949年9月，青海西宁。第一野战军进驻不久，军管会大院门口的红旗还没被风沙打旧。一个男人出现在哨兵的视线里。
他身上的羊皮袍子破了好几处，头发结成了毡片，满脸的胡须让人辨不出年纪。脚上那双皮靴磨穿了底，露出来的脚趾裹着黑乎乎的破布。他在大门外站了很久，最后才迈步往里走。
哨兵拦住了他。男人张嘴说话，吐出来的是一串蒙语。哨兵摆摆手，示意他离开。男人没有走，他盯着哨兵帽子上的红星，眼珠一动不动，像是被那颗五角星钉住了。
过了好一阵，他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生硬的汉字。很费力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像是翻找很久没开过的箱子。“红……军。”他指着那颗红星，“找队伍。”
哨兵听清楚了最后几个字：“我叫廖永和，西路军副营长。”
消息报上去后，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亲自接见了他。一个穿着破烂袍子、浑身膻味的瘸腿男人，站在办公室里，用夹着蒙语腔调的汉语，慢慢讲清了十二年的来路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那一年廖永和二十岁，老家在安徽金寨，十二岁就参加了儿童团。放哨、送信、站岗，十五岁正式加入红军，跟着队伍从大别山转战川陕，又从川陕走到河西。
后来的事，历史书上写得很清楚。西路军两万多人孤军深入河西走廊，没有补给，没有后援，面对的是马步芳以骑兵为主的精锐部队。古浪一战，九军伤亡过半；高台血战，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将士几乎全部牺牲。
1937年初，廖永和所在的部队撤到了倪家营子。
他已经升任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。子弹打光了，战士们和骑兵搅在一起拼刺刀。廖永和的右膝被子弹打碎，骨头断裂，直挺挺倒了下去。醒来时阵地已经丢了，他被压在几具尸体下面，从缝隙里看到天已经黑了。
部队利用夜色往祁连山里撤。两个战士架着他，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前拖。身后的马蹄声追得很紧，枪声断断续续。廖永和挣开了战友的胳膊，摔在雪地上，摸到手边一块石头，举起来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“再拉我，我就死在这儿。”
他清楚带着一个走不了路的伤员，三个人谁都活不成。
战士们继续往山上走。只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通讯员何建德留了下来，死活不肯走。两个人找到一个半山腰的石洞躲了进去。没有吃的，没有药，洞外面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。渴了扒雪，饿了刨草根。撑了四十六天。
一个路过的蒙古族老额吉发现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了自家的帐篷。但老额吉的丈夫是当地头人的管家。他盯着廖永和看了半天——腿废了，但肩膀宽厚，胳膊上还有结实的肌肉。人留下来了，当了放羊的奴隶。
廖永和被带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，一片荒凉的戈壁。每天天不亮赶着两百多只羊出去，天黑了回来。干得好，一碗剩汤；羊少一只，皮鞭蘸水往背上招呼。
他把自己变成了哑巴。不再说一个汉字，只跟着其他人学蒙语。马步芳的骑兵在草原上巡查，见到疑似红军的人先砍了再说。他知道，舌头管不住，命就没了。
1942年，廖永和找机会逃了出来。跑到巴音河西岸一个蒙古族聚居的部落，靠给人修靴子勉强活下来。后来娶了一个当地蒙古族姑娘，生了孩子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过。
周围的邻居全是蒙古族牧人，说蒙语，喝奶茶，转场放牧。汉语的发音在他嘴里越来越生疏，有些字他已经很难说利索了。但他始终记得一件事，从来没有忘过：自己是一名红军。
1949年秋天，廖永和在戈壁滩上放羊的时候碰到了一支商队。商人们在水坑边休息时扯闲篇，说西宁变了天，马步芳跑了，来了一支戴红星的队伍。说者无心，廖永和听见了。
他连招呼都没打，扔下羊鞭就走了。找到一支去西宁送货的马帮，给人当赶马的苦力。德令哈到西宁五百多公里，他在荒野里走了十八天。脚上的皮靴彻底磨烂了，脚底板磨出一层血泡，血泡破了又磨出新的茧子。
十八天后，他站在了军管会门口的红旗下。
廖汉生听完他的经历，派人核实了信息。不久后，组织安排他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。1950年5月，廖永和被任命为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。
十二年前他是这里的奴隶，每天给头人放羊。现在他回来当区长，管的就是这片土地。他骑着马下乡，挨家挨户了解牧民的生活，组织生产，修渠引水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基层工作。
后来他担任过县长，在青海一待就是二十四年，直到离休。组织上安排他回安徽金寨，住进老家的红军休养所。晚年的日子很平静，每天在院子里晒晒太阳，和来看望的人聊聊天。
十二年前他在祁连山的雪洞里，躺在冰冷的地面上，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。十二年后他走进西宁城，终于又看到了红旗和红五星。那条路他走了很久，但总算是走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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